一萬多年前,我們的祖先從泥土燒硬定型而發明了陶器,其后陶器的制作歷經泥條盤筑和輪制成型,又由堆燒、穴燒到窯燒,制作方法和工藝水平不斷提高,器物器形也日益豐富多彩,其中有碗、盆、釜、瓶、甌、壺、缶、甕等生活用陶器,也有磚、瓦等建筑用陶器。隨著選料和制陶技術的進步,原始瓷器在商代開始出現,到東漢中晚期,開始出現瓷胎堅密、釉層光亮、高溫燒成的真正瓷器。此后,中國古代的陶瓷歷經唐宋元明清而蔚為大觀,如唐代的唐三彩、秘色瓷,宋代的柴、汝、官、哥、定五大名窯,明代的宣德窯、成化窯、嘉靖窯,清代的郎窯紅、粉彩器、琺瑯彩等。這些陶瓷有的造型奇特,令人稱奇;有的質如美玉,晶瑩剔透;有的色彩斑斕,艷麗無比。這些都為中國成為“瓷國”奠定了基礎。陶瓷本來是為實用而發明的,但隨著質量的提高,其觀賞性和藝術性日益增加。

　　隨著陶瓷功能的擴大,其逐漸滲透到中國傳統文化中并成為重要元素構成的一部分。如在漢語中,制陶由原始社會產生的手工技藝,歷經數千年生活中的使用,逐漸與道德教化、安邦治國、人格修養等概念相聯系,成為語匯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史記》記載鄒陽上書梁孝王,認為“圣王制世御俗,獨化于陶鈞之上”,意即治世要像陶輪轉動制陶那樣有控制力。又如《漢書》記載董仲舒的對策,認為:人性修養如同制陶,“或仁或鄙,陶冶而成”;社會風尚“猶泥之在鈞,唯甄之所為”,需要上層的引領。《后漢書》記載郅惲上書,認為天地“含元包一,甄陶品類”,即天地造化品物,如陶匠之成眾品者。如《史記》記載匈奴特點是“其見敵則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云散”;《漢書》記載伍被勸說淮南王,認為秦末暴虐,天下大亂,“百姓離心瓦解”,應引以為戒。《明史》記載元朝末年李善長面陳朱元璋,認為“元綱即紊,天下土崩瓦解”,可取而代之。

　　在文學方面,陶瓷從生活用品到藝術賞玩,滲透到古人生活中,上至皇帝下至臣民,無不通過詩詞歌賦,表達對陶瓷的喜愛。如西晉杜預《荈賦》:“水則砥方之注,挹彼清流,器擇陶揀,出自東甌。”晉人潘岳《笙賦》:“狀黃色以授甘,傾縹瓷以酌醽。”唐代杜甫《又于韋處乞大邑瓷碗》:“大邑燒瓷輕且堅,扣如哀玉錦城傳,君家白碗勝霜雪,急送茅齋也可憐。”;宋代蘇東坡《試院煮茶》:“蟹眼已過魚眼生,颼颼欲作松風鳴。……潞公煎茶學西蜀,定州花瓷琢紅玉。”元代吳萊《觀唐明皇羯鼓錄后賦》:“上皇天寶全盛年,花奴抱鼓踏御筳……宋公守正好宰相,魯山花瓷聞獻豜。”明代王紱《黃廣文席上詠白瓷杯》:“愁把相逢一笑開,廣文今夕試新杯。淺深自是甄陶出,制作應從模范來。”王世貞《用晦寄四種杯仍系以詩走筆二絕為謝》:“饒瓷宣碗白于霜,鸚鵡螺兼翡翠觴。我欲按來成一缽,大羅天上貯三漿。”乾隆帝則有歌詠哥窯瓷枕、蟾蜍硯、鈞窯碗、無當尊、花瓷燈等詩詞幾十首。

　　在藝術方面,陶瓷構成的雕塑是最主要的代表。陶俑自誕生起,就具有濃厚的宗教氛圍。從祭祀神靈和祖先到殉葬明器,充斥著原始意義的祖先與神靈崇拜。陶制雕塑的范圍后來逐漸擴大,卻又與儒、釋、道及各種民間信仰結下了不解之緣。大量孔廟、佛寺、道觀、祠堂以及各類神祇建筑中的塑像,包括圣賢、菩薩、神仙、英烈和各類神靈,使人們的思想意識、宗教信仰和對祖先的追憶物化為偶像崇拜,陶瓷成為連接精神與物質的紐帶,以此滿足著人們的各種需求。據統計,唐宋以來全國每個縣幾乎都有孔廟、佛寺、道觀、土地廟等,祠堂更是為數眾多,因此陶瓷塑像數不勝數,成為中國古代的一大奇觀。宗教信仰與思想意識促進了陶瓷雕塑藝術的發展,也將無生命的陶瓷與令人敬畏的歷史人物和宗教代表完美結合,使之成為傳統文化元素中的明顯符號。

　　陶瓷從實用品到成為中國傳統文化元素的重要構成,經歷了漫長的歷史過程,糅入了大量優秀文化元素,集語言、文學、藝術、歷史為一身,成為中華民族重要的歷史記憶和民族符號,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作為其中的一部分,中國陶瓷無論是外形還是內涵,都具有相當的代表性,因此,深入研究其構成和影響,顯得尤為必要。

　　(本文作者為曲阜師范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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