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在有些人看來，藏品并沒有生命的溫度。其實，就像以玉喻君子之德，真正的收藏是在收藏家發現并感受到藏品的“生命”后才發生的。換言之，如果一個收藏家感覺不到藏品的生命溫度和張力，不能與之對話、互動，這樣的收藏是無意義的。

　　時下，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國外，總有一些人以投資淘寶的心態，斥重資購買古董，卻并不關心其背后的歷史、科學、藝術、文學等人文價值。不關心藏品的人文價值，不能調動自己的學養、經驗與文物的人文“生命”對話，那么就只能做“睜眼瞎”了。

　　曾讀到一則故事，大意是：一個人在他的地里挖出了一個大理石雕像，并賣給了一個出高價的收藏家。在回家的路上，他自言自語道，這筆錢能使人生活得多么美好!石雕是死的，埋葬在地下，怎么會有人出這么多錢買它呢?而收藏家卻在欣賞雕像，他思索著，也自言自語地說，多么美麗!多么栩栩如生!多么偉大的杰作——而它剛從千年的酣睡中蘇醒!為何竟有人寧愿不要這一切，而要毫無詩意的錢呢?故事說明了這樣一個道理：面對同一事物，因為價值標準不同，所以選擇也就大相徑庭。對于收藏的真義和境界而言，這個故事的寓意也具有妙不可言的啟示。

　　其實，好的藏品都是有“生命”的。因為它是歷史的見證者、文化的演繹者、故事的講述者、邏輯的詮釋者，無關乎其價格高低，只涉及其人文價值的豐沛與否。確實，在真正的收藏家眼里，一只精美的瓷器與秦磚漢瓦相差無幾，因為只要具備足夠豐沛的歷史文化信息和精湛的工藝水平，后者絲毫不遜色于前者，而構筑藏品價值“生命”、支撐藏品“生命”價值的關鍵因素——它所蘊含的歷史文化信息，是需要研究、發現和深掘的。

　　以甲骨文為例。110多年前，沉睡了3000多年的甲骨文重見天日，文化界為之震撼，世界為之注目。甲骨文的發現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是“目前所知中國最早的成系統文字，多為殷商王室的占卜記錄，載有豐富的社會生活信息……改寫了世界文明史的記錄，把中國信史提早了1000多年，并由此引起對商都殷墟的發掘，促成了中國現代考古學的誕生，使得20世紀中國的學術軌跡有了一個嶄新的開始”。無疑，甲骨文是有生命律動的，其所承載的人文因素是其沉睡地下3000多年至今卻依然熠熠閃光的原因所在，而連同其被發現、被考古的過程也被賦予深刻的意義——“從王懿榮、劉鶚、羅振玉、王國維等學術先賢的腳步中獲得啟示，更好地履行知識分子繼往圣、開來學的歷史使命，讓中華傳統文化這棵老樹不斷綻放出學術新花”，更是為甲骨文的“生命”增添了新的內涵、拓展了新的外延、接續了新的年輪。

　　再如，今年故宮博物院在迎來建院90周年之際，在摸清家底的基礎上，將開放5個新的參觀區域，同時計劃在維持過去常設展的基礎上新推出18個展覽，展品數量將由過去的1萬件增加到1.4萬至1.5萬件，大量文物將首次走出庫房。故宮博物院的創新蛻變，也彰顯著收藏事業是一項富有“生命”的事業。文物藏品所承載的并不是哪段歷史的終結，不斷地開拓，便會有不斷的生命力泉涌。

　　因為藏品有“生命”，因而需要精心呵護，事實上，這也是選擇向“生命”致敬的特殊方式。很多時候，“文物被當成人一樣對待”，為什么呢?這不僅因為收藏家花了大量的資金購藏，更因為附著于文物之上的人文價值是無可估量、無以復制的。說到底，文物的“生命”是不可摧殘的，收藏家應該以敬畏之心對待每一件有“生命”的藏品，從而實現與藏品的“生命”互動與升華。

　　想起張大千曾有一方“別時容易”的印記，大凡從“大風堂”流散出去的名家名作，大都鈐有“別時容易”這一方印。“過眼即為擁有”。其實對任何藏家而言，都不可能最后擁有藏品。就像唐太宗喜愛王羲之的《蘭亭序》一樣，當原跡隨唐太宗陪葬昭陵以后，便意味著《蘭亭序》“生命”的結束，這是人類文明無可挽回的損失與大慟!“別時容易”，當藏品流轉于不同眷戀者之手時，萬望每一位藏家愛之戀之，撫之惜之，特別是有著重要人文價值的藏品，更應該格外珍惜，那可是一個有滄桑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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