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昌文化，由上古時期的文昌星宿崇拜開始，由道教將其與蜀地梓潼神崇拜相結合，推出了文昌帝君。經過唐宋以來歷代帝王對文昌帝君的追封，儒釋道合力的尊奉，文人士大夫的推崇，最終形成了內涵豐富的文昌文化。

　　一、文昌文化的發源和形成

　　道教對文昌文化的形成作出了歷史貢獻。文昌帝君的產生經過了從星神到人神的復雜變化。

　　文昌本星名，亦稱文曲星，或魁星，古時認為是主持文運功名的星宿。《史記》載：“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在斗魁中，貴人之牢。” 唐司馬貞《索隱》引《文耀鉤》曰:“文昌宮為天府。”又引《春秋元命苞》，稱“貴相理文緒，司祿賞功進士”。后世稱文昌宮為“文星”、“文曲星”，專司人間功名祿位。文昌神信仰基于古人天體自然崇拜以及對宇宙秩序的思考，把魁星與人間社會秩序相聯系，賦予主宰人間的功能。

　　梓潼神張亞子，來源于東晉寧康二年(374)，蜀人張育(即張亞子)抗擊前秦苻堅的故事，后唐玄宗入蜀，有感張亞子抗擊前秦之英烈，遂隆重祭祀，并追封為左丞相。

　　南宋時期，道教將文昌神和梓潼神合在一起，完成了星人合一，并尊之為“帝君”，納入道教神仙體系。孝宗時期的蜀中道士劉安勝，托“鸞筆降書”撰造《高上大洞文昌司祿紫陽寶箓》，制作了多種文昌經書，如《文昌大洞真經》、《元始天尊說梓潼帝君本愿經》等經籍達20多種(多收入正統《道藏》及《藏外道書》)，使之在道教神仙系統中擁有崇高的地位。

　　道教獨撰了“上帝命梓潼神掌文昌府”的說法。道士劉安勝宣稱玉皇大帝已將張亞子封為主文運、司祿籍的“文昌帝君”，首次明確地說張亞子奉玉皇大帝旨意，掌管文昌府事和人間功名祿籍。如《元始天尊說梓潼帝君本愿經》載元始天尊說：“邇者蜀有大神，號曰‘梓潼’，居昊天之佐，齊太乙之尊，位高南極，德被十方。掌混元之輪回，司仕流之桂祿。……”定帝君之職為：“桂祿籍汝司，文章為汝全，若要登仕徑，賴汝為衡權，善惡是禍福，通達在因緣，把筆為直書，榮枯豈偶然，有福必有報，無善亦無偏。” 。

　　由此，道教將梓潼神和文昌神在職司上完全合并。文昌神的職司是掌文事，司祿籍，察善惡。掌文事，即主天下文教昌明，科舉神和道德神合為一體，文昌帝君應運而生。對梓潼神的崇敬又上升為宗教信仰。合并后的文昌神正式成為道教的大神，地位僅在玉帝之下，始領受道教信眾香火。

　　延佑二年(1315)，元仁宗下詔開科取士、偃武興文，這是元朝開國后首次考試。第二年(1316)，元仁宗加封張亞子為文昌帝君，祈求元朝文運大興。從此文昌帝君便成為讀書人的偶像和保護神，文昌宮便成了學子們終年祭祀的神圣殿堂。正是在道教和文人儒士的大力推崇下，唐宋元明九個帝王的不斷加封，梓潼神才與主管文運的星宿文昌星重合，梓潼帝君變成了朝廷正式推出的文昌帝君。

　　古代的舉子們亟需一個科舉的主宰神，而統治者更需一個國家的科舉守護神，在民俗、皇權、社會變遷、道教等多種因素和力量的推動下，文昌帝君最終成了中國境內掌管文籍官祿、聲威顯赫的大神，受到仕人舉子與平民百姓的廣泛崇拜，文昌廟也遍及天下。

　　從此國家有了名正言順的科舉神，并形成了源遠流長的文昌文化。各地都爭相興建文昌宮祭祀。

　　二、儒釋道合一的文昌文化

　　道教推出文昌帝君后，并得到朝廷認可，很快被儒釋道所共同尊崇，從而發展成跨教派、跨階層的文昌文化。

　　首先，文昌文化融合了儒釋道三家的思想。儒家的仁德內核和忠孝品格，佛教的輪回轉世和因果報應;道教的行善積福和福報現世，都融合到文昌文化中。文昌神的仁德神格，決定其重視人倫道德。如：“立身唯存忠孝，莫負君祿親恩”，正是儒家思想。文昌文化的“忠孝敬信”道德標準與儒家的“仁義禮智信”五常倫理道德高度一致。文昌帝君關心現實人生，“利國利物，為國安民”，做人行事以行善為準則，以積德為根本，是道教積極倡導的思想。文昌經誥中，勸人慈悲，戒殺，又與佛教有很深的淵源。文昌帝君本人就經過七十二輪回的轉世。道教把文昌君直接納入教內，封其為“元皇真君大帝”;佛教將文昌君封為“證果定惠王菩薩”，道、佛兩教都在自己的廟宇里給文昌君建殿塑像，供奉香火。

　　其次，文昌文化深受士大夫尊崇。文昌帝君是我國古代文章、學問、科舉士子的保護神，讀書人將他奉為文財神。自古以來我國提倡學而優則仕。宋代重視科舉取士，各地祈求神靈保佑功名利祿蔚然成風，受唐宋皇帝敕封的梓潼文昌帝君自然備受文士信奉。清初“文昌之祠遍天下”，一直是進京參加會考的考生們頂禮膜拜的圣殿。文昌帝君是以道德化身而主科舉，這是文昌崇拜的最基本特點。元明以后，隨著科舉制度的規模化和制度化，對于文昌帝君的奉祀也逐漸普遍。全國各地都建有文昌宮、文昌閣或文昌祠。

　　文昌文化還受到民間廣泛歡迎。文昌信仰不主張遁世清修和禁欲苦修，而是在正常人的生活中，積德行善、忠孝親友，并且十分肯定世人通過個人的努力從而改變自身的社會地位及對富貴生活向往的精神，因此它有著廣泛的民間信仰基礎，給蕓蕓眾生以精神慰藉。文昌信仰融入民眾日常生活。宋元以來，不僅于各大都會，鄉間書院和私塾也都供奉文昌香火或神像、神位。對文昌君的信仰是民眾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內容。傳說農歷二月初三是文昌的誕辰，文昌廟每年都要舉行大型祭祀活動。每逢農歷初一、十五，信徒也都要赴文昌廟燒香叩拜。特別是大年三十晚上，信徒們紛紛燒香供獻，祈福消災。道路上車水馬龍，山門前人山人海，廟堂里香火繚繞，鞭炮聲不絕于耳。在歷史上，作為祭祀文昌君的活動，還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傳統節日和儀式內容。這些內容包括跳神會、廟會、日常祭祀等。

　　文昌文化的影響越過國門，在海外華人圈得到普遍傳播，并波及朝鮮、日本、越南等國，構成帶有國際性的“文昌文化”。朝鮮半島是東亞最早輸入文昌文化的地方。據史料記載，15世紀中葉，朝鮮人開始信奉文昌帝君。1392年，李成桂的李氏王朝(1392-1910)建立，定國號“朝鮮”，并在漢陽(今首爾)新建昭格殿，供奉文昌帝君神像。日本大約在江戶時代(1603-1867)初期，文昌經籍《陰騭文》便已傳入，琉球等地普遍崇拜文昌，建有敬奉文昌帝君的文昌閣，或在神廟中設文昌殿，供奉文昌帝君塑像。越南、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在道教宮觀或其他廟宇供奉文昌帝君塑像，如越南在河內玉山寺供奉三圣——文昌、關羽和興道王。美國的洛杉磯和舊金山是華人聚居的地方，當地的“天后廟”和“岡州廟”都供有文昌帝君塑像。

　　三、文昌文化的現實意義

　　文昌文化是中國數千年文明歷史在政治思想，宗教哲學、意識形態、道德范疇等多方面的綜合反映，是經過歷代的道教文化、佛教文化、儒家文化、民俗文化等互相滲透、互相交織、互相吸收、互相融合的過程，逐漸形成的融政治、經濟、宗教、文學、藝術、道德、民俗等成為一體的，具有系統性、廣博性、復雜性、歷史性和地方特色的文化現象，她的影響是深遠而巨大的，植根于人民中，傳播于國內外，成為人類文化的一項巨大遺產和精神財富。

　　1、勸善思想。

　　文昌文化最具鮮明特色的就是勸善思想，文昌勸善思想反映在勸善書里。

　　文昌勸善書最早出現在宋元時期，主要有《文昌帝君陰騭文》、《文帝孝經》、《文昌應化元皇大道真君說注聲延嗣妙應真經》、《文昌心懺》等。其中，最為著名的是《文昌帝君陰騭文》，該文共638個字，概括為“為官賢明，造福社會;篤行孝道，和睦宗親;品行端潔，戒除邪淫;慈悲物命，廣行陰鷙”32個字，確立了廣行陰騭的道德準則，訂立了“忠主、孝親、敬兄、信友”的道德標準。以仁德為基礎，以忠孝為根本點的道德準則和道德標準，所涉及的內容從家庭倫理到社會倫理各方面，教人忠君孝親、尊老愛幼、和睦夫婦、修橋補路、饒人責已、崇文尊道、近善遠惡、愛護自然。

　　《陰騭文》最大的特點就是排除了空洞的理論說教，結合歷史上的真人真事，進行教化規勸，如：“于公治獄，大興駟馬之門”、“竇氏濟人，高折五枝之桂”、“救蟻中狀元之選”、“埋蛇享宰相之榮”、“正直代天行化”、“慈祥為國救民”、“施棺槨免尸骸之暴露”、“施茶水以解渴煩”等，這些詞句所代表的竇禹鈞、范純仁、郭元振、孫叔、程一德等皆是被載入史冊的人物。這些人物為什么能夠科場中意，仕途無限呢?《陰騭文》是這樣解釋的，就是凡人不見得通過轟轟烈烈的場面來表現自己，只要心地善良，從一點一滴的善事做起，便可以得到報應，當然這種報應是上天的答復，善良的結果。近一點報在自身，遠一點報在兒孫身上，只是時間早遲的問題。如以宋代程一德為例，程一德粗知文字，孜孜為善，每遇到嘉言善行就刊刻施人，夜夢文昌帝君對他說，你刻善書的事已經報達天庭，上帝許諾昌揚你的后代。果然他的子孫俱少年高第，南宋程明道、程伊川兩位大理學家也是其后裔。《陰騭文•靈驗》有四川蘇仲一事，有一年四川大歉，眉山蘇仲捐土地三千畝，施散給無地的農民，救活無數饑民;同時又刊刻印刷《陰騭文》，免費在民間散發，這樣，由于他廣結善緣，所以他的兒子蘇洵、孫子蘇軾、蘇轍都登科做官，又為有宋一代的大文豪。

　　《陰騭文》對挽救道德危機，緩和階級對立情緒，維護當時社會正常的綱常秩序，有著極為深刻的影響，尤其是“吾一十七世為士大夫身，未嘗虐酷民吏”、“慈祥為國救民”、“勿倚權勢而辱善良”、“見先哲于羹墻，慎獨知于衾影”，為配合今天的中華道德教育和反腐倡廉，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2、敬重文化的思想。

　　以“文昌帝君”口吻寫下的“勸惜字紙文”及所附“敬字十凡例”，當看作是文昌帝君制定的天條圣律。

　　敬惜字紙，也就是敬惜帶字的紙，在中國具有悠久的傳統。《燕京舊俗志》記載：“污踐字紙，即系污蔑孔圣，罪惡極重，倘敢不惜字紙，幾乎與不敬神佛，不孝父母同科罪。”于是，就出現了勸人敬惜字紙的善書，也就是所謂“惜字功律”。

　　“敬惜字紙”是中國古代文化傳統中的一種良好美德，是中國文化傳統理念之一，代表著古人敬重文化的思想。字紙，代表的是文化。敬惜字紙，也就是要求敬重和愛護文化。漢字是中華文化的根基和重要組成部分，是承載中華民族精神與情感的重要載體。所以，敬惜字紙的思想內涵，不僅在歷史上發揮過積極作用，在當今，仍然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中華民族有幾千年的悠久歷史，有光輝燦爛的古代文明。文字是文化的載體，通過文字，傳統文化得以繼承和發揚。一個隔斷與歷史文化聯系的民族，是無根的民族，就是沒有深厚文化底蘊的民族。習近平主席在視察北師大時指出：“去中國化是很悲哀的”。在網絡化、信息化的今天，隨著文字載體的多樣化，文字的神圣性被逐漸消解。信息時代的突飛猛進，使許多年輕人沉迷在視聽世界中，只知道玩計算機和手機，連大學生都提筆忘字。據新華網2014年9月15日報道，重慶一所二本大學畢業的學生，在一家公司應聘復試中，400字簡歷居然有24個錯別字，而且字寫得很難看，直接被公司PASS掉。這不能不說是一件很悲哀的事。現在很多大中學生不讀楚辭漢賦，不背唐詩宋詞，不讀古代散文，不讀明清原著，更不要說儒佛道經典書籍了。習近平主席在北師大表示：“我很不贊成把古代經典詩詞和散文從課本中去掉。應該把這些經典嵌在學生腦子里，成為中華民族文化的基因。”是有很深的指導意義的。

　　“敬惜字紙”的敬重文化的思想內涵，有助于我們珍惜和弘揚中華文化，增強民族的凝聚力。

來源中國道家養生網 www.tbbhh.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