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初，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刊發了對臺灣“中央研究院”學者李明輝的訪談。作為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的弟子，李明輝就臺灣社會中保留的儒家傳統以及兩岸的政治儒學問題談了自己的看法，并表示不認同“大陸新儒家”的說法。文章一經發表，引發了廣泛的議論。

　　近日，民間青年學者、大同思想網總編枕戈就“李明輝之問”及新儒家諸關鍵問題采訪了臺灣儒家林安梧先生。在訪談中，林先生指出，李明輝不能代表臺灣新儒家，而港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社會影響力相較大陸小很多。大陸新儒家應首先從事建立社會統序，不要急于投入政統。

　　林安梧先生是臺灣大學哲學博士，現任臺灣慈濟大學宗教與人文研究所教授兼所長，在大陸多所高校任客座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哲學、道家哲學、比較宗教學等，著作有《王船山人性史哲學之研究》、《儒學革命論》、《儒學與中國傳統社會之哲學省察》、《牟宗三前后：當代新儒家哲學思想史論》等。

　　本文完整版將刊發于大同思想網。

　　何謂“新儒家”？

　　枕戈：說到新儒家，有人認為宋朝理學，已經是新儒學了。是否可以這么理解：所謂新儒家，就是本土的儒家文明面對西來文明的挑戰產生的結果?

　　林安梧：一般來講，研究中國儒學的，把先秦儒家稱為“原始儒家”，把宋明儒家稱為“宋明新儒家”，把熊十力、馬一浮、梁漱溟、張君勱到唐君毅、牟宗三以下的儒家稱為“當代新儒家”。所以儒家的脈絡就是先秦儒家、宋明新儒家、當代新儒家。宋明新儒學可以說是面對佛教文明的挑戰回應的結果，在回應中自己有了進步。當代新儒家就是繼續面對更遙遠的西方文明的挑戰。

　　當代新儒家，從梁漱溟、熊十力、馬一浮、張君勱往下談，最主要是面對民國初年以來，“五四”運動徹底的反傳統主義造成了所謂“存在的意義”的迷失，為了克服這種存在意義的迷失，開始提出一些新的可能，希望在理論上有所建構。

　　張灝針對“五四”運動，在上個世紀很早的時候就寫了一篇文章，《新儒家與當代中國的思想危機》。我們如果把視野放得更寬一些，這是一個文明的碰撞所慢慢導生出來的結果。我想這個文明的碰撞就是跟西方文明的碰撞，近代是從鴉片戰爭以來就開始了。

　　李明輝根本不能代表臺灣新儒家

　　枕戈：今年上半年大陸學術界最熱鬧的事情之一，莫過于臺灣新儒家李明輝說了句“我不認同大陸新儒家”引發的廣泛爭議。作為臺灣新儒家，您怎么看待這個問題?

　　林安梧：當時我的感覺是，李明輝根本不能代表臺灣新儒家。他的一句話引起了大陸新儒家的強烈憤慨，蔣慶、陳明他們其實上了李明輝的當。我今天來講這個問題，是要消除這之間的誤會，消弭大陸和港臺之間的界線。

　　我接觸和理解的大陸新儒家，是很開放的，跟其他不同的學術思想也有很多互動，而它們內部本身也有很多差異乃至分歧。陳明的想法跟蔣慶一樣嗎?很不一樣的，他們都是我很好的朋友，他們的想法跟我也不一樣。這個無所謂的，是很好的，因為都是多元的、互動的。

　　你說臺灣新儒家跟大陸新儒家有什么徹底的分隔嗎?根本沒有。兩者本身是連在一塊的，都是儒家，兩岸一家親的儒家。硬要說一個臺灣新儒家、一個大陸新儒家，可以出于方便這樣說，但不要硬著說，好像大陸新儒家就不算儒家，臺灣新儒家才算。我作為臺灣新儒家覺得這樣有點丟臉，我不接受。

　　李明輝他們為此還在臺灣專門搞了一個學術座談會，我認為意義不大。首先你不能做代表，臺灣還有很多人呢，你又沒找他們都來談，你們只是少數幾個新儒家的學者在談。結果使得大陸新儒家回過頭來反擊，這就有點無謂了。

　　枕戈：如何消除這次產生的誤會呢?如何讓大陸新儒家和港臺新儒家更好攜手共進呢?

　　林安梧：我認同一個廣義的“當代新儒家”，不管港臺還是大陸都是當代新儒家。李明輝對于蔣慶、陳明不理解，對大陸新儒家的學術路徑不理解，有很多信息來源不準。況且，他不能代表臺灣新儒家，臺灣的儒家相當多元，并不統一。再者，這么區分很無謂，還拿出來對陣一下。大陸新儒家和臺灣新儒家，我認為應該要消彌掉這個界線。它們本來就是疊在一塊的。

　　當然，臺灣新儒家可能比較重視宋明理學這一脈的傳承，強調整個心靈意識乃至自由意識這塊，接著是面向西方的現代化。但是不止這些，當代新儒學發展到唐、牟、徐(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是這樣，但在他們之后，比如說我主張“公民儒學”之后，思考可能就不完全一樣了。這個可能不會是李明輝思考的，而且他們參與民間的不多，主要還是當作學問去研究。陳明跟蔣慶參與民間多一些，我參與民間的可能比他們要更多。我參與民間不分儒道佛，我的學生也參與民間。所以，不應該因為李明輝所引發的一個虛假問題而成為問題，他講的就是一個虛假的問題。

　　兩岸新儒家的區別哪有那么大?兩岸新儒家本來就應該和舟共濟，好好地為整個中國的文化大業共同努力，往前邁進，成為參與人類文明更多交談對話的一員。真正的儒家心態，要有一種同情共感去理解對方：為什么會出現蔣慶那樣的想法?為什么會出現陳明那樣的想法?為什么會出現康曉光的想法?你要美人之美啊，要與人為善啊，這都是很好的思考啊，為什么他們就不是新儒家了?這種強分為二的做法，我覺得就不夠儒家了。我其實不愿意講這么重的話，對不起，今天講出來了。言責自負，呵呵。

　　所以我認為臺灣新儒家跟大陸新儒家是不可分的儒家，可以方便起見用這樣的表達顯示兩者的重點有不同、前后彼此各方面的觀點有差異，但是都應該為整個中國文化努力，為人類的文明努力——也不只為儒家努力，還要為更大更開放的文化空間努力。

　　港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社會影響力很小

　　枕戈：您說李明輝不能代表港臺新儒家。那您講講臺灣新儒家，到底是什么樣的狀況?

　　林安梧：我覺得李明輝是學界里面研究儒家的一個學者，一個流派中的一員而已。對社會的影響力很有限。

　　港臺新儒家的一些代表人物，對社會的影響力其實都很小。因為那里基本上都已經是在自由派的制度設計下，依照西化的老路子往前走的。儒學參與社會的各種運動，它可能滲透到各個地方去了，但沒有形成一個明顯的強有力的領導者，以及他領導下的團隊力量。佛教的力量更大，但佛教也汲取了很多儒家的東西，并作了轉化。

　　相對來講，儒家的研究學問的學者，通過研究儒家來立身，他們的個別人物影響到了民間，但不是那么顯著、集中而清楚能看到其影響力。儒家在臺灣的力量是分散的，它可能就在一個社區里面、一個社團里面、一個宗教里面。比如佛教里面有很多儒家的因子，最明顯的是一貫道，儒家的因子非常重。

　　新儒家其實是一套學問的派別，它要與時俱進往前創新。但與時俱進、往前創新的人比較少，還是守著老路子生存著，做的是新饾饤考據，這是受到西方漢學研究的影響。學界的力量很弱，臺灣人文的、學術的力量，在現代化、資本主義化、消費化的消弭下，力量顯不出來。倒是大陸這些年來，卻顯豁出它的動能來。大陸的學問可能沒有那么精致，但是大家關注啊。舉個例子，國學班在臺灣辦不起來的，因為社會不需要，而在大陸卻辦得起來，而且變成一種風氣。很多企業老總覺得參與了國學班，這代表的是身份，代表我對文化的關注，在里面可以學到很多新的東西。在臺灣不是這樣的，它不重要，整個社會已經很西化了。

　　枕戈：是不是因為臺灣的政治是民主政治，作為民選的領導人就不可能對某一家特別地推崇?港臺新儒家和大陸新儒家有很大差異，可能跟不同的政治制度有很大關系。中國這么大的國家，歷史上又有“大一統”的需求，某種程度上需要大一統的思想來維護社會穩定統一。

　　林安梧：臺灣不可能也不需要推崇某一家學術或某個宗教，政府最終是要得到選票。所以你說我們的學問，那當然比很多佛教界的人好太多了，比各種宮廟的、道教里的人學問大多了，但是政治人物不會來請問國學大師，不會來請教哲學大師，他們寧可去佛寺、去道廟，他們可能去那里參拜。不過那也只是個樣子。他會聽他們的嗎?不可能。

　　臺灣因為它小嘛，它靠非常多的社團、NGO、NPO和宗教團體，儒道佛乃至中國傳統文化的種種國學，都在里面。所以學者就好好做學者嘛，不需要管那么多事，因為你也管不了，別人也不聽你的。在臺灣，公共知識分子的概念很重要。你作為公共知識分子，即使是個小的知識分子也是很有意義的，但的確難以成就一個大公共知識分子。

　　枕戈：大陸時不時還會出現所謂“國師”的概念。有些人對大陸新儒家提出批評，說你們儒士會不會要利用公權力把儒家扶上政治舞臺。

　　林安梧：在臺灣不可能，臺灣就沒有這個所謂的“國師”。

　　我個人是比較傾向于避免古時候傳統的“國師”概念出現，學者更應該成為這個社會公共點的知識分子。這在某種意義下就是老師，社會群體的老師，而這個群體是有小群體有大群體，所以有諸多的老師。我時常提到，不是要“但開風氣不為師”，而是要“為師”，但不一定要開什么風氣。你讓這個社會真正好好地生長就行了，要有這樣的一種“功成而不必名就”、“功成而不必在我”的境界。

　　大陸新儒家應首先從事建立社會統序，不要急于投入政統

　　枕戈：既然我們談到具體的制度的建設，現在大家很關注的也是非議很多的，就是蔣慶提的“三院制”，根據他的天道合法性、民意合法性、歷史合法性的三重合法性，他設計了通儒院、庶民院、國體院的架構。您是如何看的?

　　林安梧：蔣慶有些想法，但具體的設計不太現實。

　　他提出國體院由孔子后裔、歷代圣賢后裔、宗教界人士來擔任。但是，孔子的后人，未必就一定那么懂孔子。臺灣還有個衍圣公，以前孔德成先生當然懂得一些東西，他過世時大陸新儒家也很悲傷嘛，有人問我，我說沒有感覺。第一個，我不認得他這個人，我跟他沒有交集，就好像一個前輩先生過世了，所以很真誠地說，這對臺灣的社會沒有任何影響。因為他也不能代表孔子，也不代表什么，基本上意義也不大。當然我這個理解跟在大陸的狀況不太一樣。但如果我的老師過世，我當然很悲痛，我的祖父祖母過世我當然很悲痛。

　　其二，他是孔子的后人，他有沒有好好發揮孔子的思想呢?我看沒有。他作為一個封建貴族的最后象征，這個象征也沒有發揮出什么來，所以我并沒有很在乎。至于是不是一定要衍圣公，我不反對，但我覺得衍圣公最好要做出一些事來，或者說政府在這方面設計出一定的功能。就好像英國的皇室一樣，他沒有辦法影響到政治，但是可以做一些事。臺灣的這個只是個殘余，現在好像又換了一個叫孔垂長。我看他對孔老夫子理解更少，比孔德成理解的還少，當然他還年輕，有待努力。你說我們對他有很大的敬意?那不會的。

　　我的想法是很自然的。我可能對我的老師還是比較崇敬，儒家尊師重道嘛。所以發揚孔老夫子的思想不一定是孔子的后人，孔子的后人好好發揚孔子思想，我們很敬佩。我的一個學生就是孔子的后人，他非常投入，也很尊師重道，我覺得他也不錯。但是其他人我不認得，沒有特別感覺。這個方面要看淡，歷史是不可逆轉的，也不必再造新貴族。以前都努力把貴族打掉，為什么還要造新貴族呢?

　　枕戈：從現實的角度出發，您覺得新儒家有什么可以為制度建設做貢獻的?

　　林安梧：看著整個大陸的發展，我提了兩個具體的想法。

　　一個是讓祖輩、父輩、兒孫輩能夠盡量在同一個社區買房子。應該出臺一個政策，凡是祖輩、父輩、兒孫輩在同一社區買房的，給予無息貸款或者低息貸款，這很容易做到的。或者前十年無息，之后慢慢加點利息，這樣就會鼓勵三代人住一塊。三代人住一塊，人倫的載體能夠慢慢建立起來。

　　另一個就是“天地君親師”的牌位應該立起來。“君”這個詞其實沒什么不好，或者改成“國”也可以。“君者，能群者也”，君也不是僅僅講皇上的嘛，不是天子，君就是一個領導者。這個領導者是一個有影響力的、神圣意義的領導者，而不是代表某個人。如果“天地君親師”這樣一個神圣的空間在家里能夠立起來，有神圣教養的空間，這樣就會好很多。其它的再一步一步來。

　　大陸新儒家首先應該要對這個社會作貢獻。至于政治怎么樣，這部分也應該去思考，但不必太急。中國現在最重要的就是要改善這個社會，讓這個社會的人能在這里安身立命，在這個社會上活得有滋味，這個很重要。

　　比如現在談的民主自由。回望我們古代，比如孔老夫子強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這個理念就很好。我們現在就可以看看，一個社區里面如何能夠“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這是可以去思考的。至于說怎么做，就是好好去面對那個世界的事物，實事求是，把更多的資源放進來思考。

　　你說西方的民主自由當然不錯，但是它有很多問題，包括西方主張民主自由的學者也在重新思考：比如驅使所有的人都去面對所謂的政治權力根源、權力合法性的問題，這一定是好的嗎?未必。西方的選舉雖然是普選，但是投票率也很低，有很多人不愿意參與的。還有中國大陸這方面的問題，但一定要往這邊去問這個問題嗎?這個問題可以先避開不談，應該先談這個社會怎么樣變好。

　　我覺得儒學應該要從事的是社會統序的建立。不一定要馬上投入到政統，而是要讓社會的統序建構起來，人能夠在那里“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能不能不碰政治，就能“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顯然不可能，但是可不可以最低限度回避碰到政治和權力?

　　我們可以更加追求所謂的“實質民主”，即看政府是否的確能讓老百姓生活過得很幸福。老百姓生命、財產、自由、安全都獲得保障了，那就是不錯了。在這一過程中，不一定非要說這是西方的，也不一定要去勉強說中國古代有些什么。時代變遷就是這樣，尋求一個更好的方式，讓老百姓的自由人權和生命財產有保證，這才是目標。

　　不贊成獨尊儒家

　　枕戈：我們在討論儒家憲制的過程中，常常會遇到一個有趣的現象：一些受教科書或刻板印象影響的人，一想到儒家，首先就跟皇帝聯系在一起。我就跟他開玩笑：皇帝已經死了，但是儒家還活著。

　　林安梧：這是一種錯誤的想法，誤認為儒家憲制必須在皇帝專制下才能展開。其實不對。它可以在一個現代的公民社會、民主制度下展開，至于它的體制如何，現在正在探索。

　　儒家依靠皇帝、與帝制結合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儒家未來的道路方式有很多，蔣慶提了他的一套，秋風的思考不同，陳明也有一些不同的提法。我想儒家憲制的一個關鍵點，就是大陸新儒家在與自由主義、新左派等通融后，獲得自身的影響力和話語權，能夠在未來的再次立憲中獲得制憲權，或者能夠主導立憲修憲。過去儒家靠皇帝，現代儒家應該靠憲法。

　　此外，我還更強調現代社會統序的建立。在道統、政統、學統之外，我主張應強調“社統”。人心安頓，社會就會慢慢好，政治也就會越來越清明，社會不好的話，政治很難有為。

　　枕戈：按我的理解，儒家憲政是什么?是信奉改良，講究秩序，倡導溫和與法治的。它不喜歡搞極端的斗爭。左派右派都搞革命的時候，當然沒有儒家的事，而當一個國家穩定需要秩序的時候，儒家就順勢而來。

　　林安梧：畢竟儒家道統是正統嘛，但一百年中都被擠壓到地底下，兩個極端的勢力在吵。

　　儒家是比較維護社會穩定的。左右兩派在那里吵，一吵全部都是為了要權力。儒家文化叫“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所以儒家當然是最好的維穩基石了。把儒家文化抬起來，勝過用很多經費去搞維穩。大家講秩序，整個社會就會穩定。現在黨校里面也開設傳統文化的課程。黨的領導干部率先垂范，儒家文化就容易傳播開來。

　　況且大陸改革開放以后，要尋求自己的定位在哪里。很明白，就是定位在中國固有的傳統文化這條路子上。中國文化離不開儒、離不開道，現在佛教也是中國文化的重要部分，因為佛教已經本土化了。所以就離不開儒道佛，更重要離不開儒。可以看到習近平上臺以后，大力弘揚儒家文化。原來文化圈就是左派、右派吵得不可開交，現在有人自居為中派，叫做“中華傳統派”，于是三足鼎立了，甚至儒家(中華傳統派)反而更加風光一些了。

　　枕戈：現在部分大陸新儒家有這樣的想法：第一就是新儒家通過官方的推崇，把自己推到比較中心的位置;其次，就像歷史上的科舉要考儒家的四書五經一樣，把儒家思想典籍也納入到現在的公務員考試體系中來，現在就有種說法要對領導干部輪訓國學。而這，當然要受到很多人尤其是自由主義者的反對。

　　林安梧：我個人認為還是要謹慎一些，更重要的是要讓它自己在社會上好好生長。至于作為國家制度的一部分，是要有設計，但是要謹慎一點，不能夠說獨尊儒家，其他的都不要。儒家要以更大的胸懷，包容更多的學派。我不太喜歡獨尊儒家。

　　不能夠有那么強的使命，特別是政治的使命，我覺得應該對社會多一些使命。因為太執著的話最后會導致斗爭，斗爭就會兩敗俱傷。而且大陸新儒家應更開闊一些。儒者，柔也，柔的意思是引導。假如太執著的話，可能會導致，第一太過重名;第二，可能太過于重視所謂“大師”、“國師”的位置。

　　按照我的理解，“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意思是君子最擔心的事情是他過世之后，名不稱實。孔老夫子說這話是深刻的。這不能理解為說名聲沒有得到宣揚，而是說名不稱實。你的名聲這么大，卻只做了這么一點點，這是一種恥辱。寧可名聲小一點，做更多實際的工作。

　　還有一種情況，往往認為自己掌握了唯一真理，認為自己是正確的，別人就不是正確的，可能會造成黨同伐異，甚至會讓別人覺得某些新儒家怎么是這樣的人。社會有些人士對新儒家并不認同，因為現代學者也是現代性工具性的一環，他也有可能異化，甚至導致他的言行分裂。“難道儒家就是這個樣子”，甚至最后別人講，“儒家這么專制”。所以通過道家和佛家給儒家放松一些，消消毒，未嘗不是好事情。

來源中國道家養生網 www.tbbhh.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