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印章起源于何時，至今尚無定論，一般研究者認為大致在春秋戰(zhàn)國之交。這種說法過于保守，從目前存世的大量戰(zhàn)國時期古印章來看，其制作、使用已經(jīng)相當成熟。若以1998年安陽殷墟出土的一方饕餮紋銅璽為現(xiàn)今所能證實的經(jīng)考古發(fā)掘的年代最為久遠的印章的話，那么，中國印章的歷史應在商以前。

　　與印章自身的發(fā)展相比，印章與書畫的聯(lián)姻則相對要晚得多，而這也影響到今日書畫家用印的實踐。紙張發(fā)明之前，人們以竹、木簡為書寫材料。印章施用的載體為封泥——蓋有印章的干燥堅硬的泥團。封泥的使用自戰(zhàn)國直至漢魏時期。約在公元3世紀到4世紀，隨著造紙技術的改善和推廣，紙張、絹帛逐漸代替了竹木簡，封泥的使用習慣也就不再流行。印章的施用，也逐漸由鈐于封泥轉換為蘸朱紅印泥鈐于紙上。紙張的普遍應用，不僅改變了印章的使用方式，也為印章與書畫藝術的結合創(chuàng)造了條件。

　　就目前所知，唐代書畫家尚未見有把自己的印章用在作品上以取信的做法。據(jù)《十國春秋》記載，前蜀茂州刺史許承杰“每修書題印，微有浸漬，輒命改換，書佐苦之”，這里“題印”即蓋印、鈐印，與“題款”意義一樣。從這里可以看出，在前蜀時期已有人在書信來往中開始鈐印了。正是私印介入信函和公文，才使書畫款印的出現(xiàn)奠定了基礎。

　　融合發(fā)展——宋元

　　有宋一代重文輕武，在經(jīng)濟、文化方面取得的成就，堪稱整個封建時代的最高峰。由于宋徽宗、宋高宗等皇帝兼書畫家的提倡，鑒藏印在文人士大夫中風靡一時，書畫款印也隨之迅速發(fā)展起來。北宋時期使用書畫款印，目前可見最早的實物是歐陽修的《致端明侍讀書》，這件尺牘上鈐押“六一居士”印。歐陽修平時所用的“修”字印和“醉翁子孫其永保之”都是兼具收藏意義的印�！渡卸魈�》中也有歐陽修的“六一居士”印。宋徽宗設立畫院，其本人也是詩書畫的踐行者，在自己的畫作和古書畫的簽名題記上都可見到其“御書”長方形印和葫蘆形印等款印。南宋吳琚的自書二帖中有白文“云壑道人”印，《四清圖》卷上有楊無咎的朱文“草玄之裔”、“逃禪”，白文“楊無咎印”等。通過書畫家們的藝術實踐和推動，在北宋后期，印章已經(jīng)成為書畫作品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在書畫作品上署款鈐印的格式，也已被當時文人們廣泛接受。但真正在書畫作品上大量使用款印，并且所用印章名目繁多的，當以米芾為先驅。

　　元代蒙古人入主中原，在政治上實行野蠻落后的等級制度，使得許多文人絕心仕途，轉而尋找新的心理寄托。而社會上“政統(tǒng)易于上，而道統(tǒng)則仍存于下”，于道如此，于藝亦然。相對寬松的文化環(huán)境有助于藝術傳統(tǒng)的一脈相承，詩書畫印的融合也得到進一步的發(fā)展。其中最為著名的人物首推趙孟頫、王冕。

　　趙孟頫在詩書畫印多方面頗具才華，所使用的印章從篆寫文字到章法布局皆出于自己的創(chuàng)作。其開創(chuàng)的圓朱文印章，以小篆入印，將優(yōu)美清逸、線條婉轉而富于彈性的“玉箸篆”用于篆刻之中，因而印面神韻俱全，具有一種流動鮮活的文人印氣息，與其書畫作品相得益彰。趙孟頫對書畫用印的推廣應用，也起到了推動作用。與米芾一樣，關于趙孟頫能否自己刻印之事，現(xiàn)在還沒有確切的材料能夠證實。

　　中國使用石質印章的歷史久遠，早在印章的創(chuàng)制時期就有，從已考古發(fā)掘的資料來看，歷代都有。僅長沙一地，新中國成立后至70年代就發(fā)掘出土西漢時期滑石印44枚，還有少量的戰(zhàn)國時期的石質官私印。但是這些滑石印的用途都是陪葬所用�，F(xiàn)藏故宮博物院的漢新莽時期的石質兩面印“洽平馬丞印”和“鞏縣徒丞印”是作為鑄印母范用的，這是石印的另一用途。但宋元之后文人參與刻治石質印章的性質就不同了。今天，我們可以從宋元有關文獻和文人篆刻家的史料中得到證實，宋代文人親自篆刻石質印章已是很普遍的事了。然而，以石入印、自篆自刻，有確切記載并可見到印痕施之于畫面流傳至今的，元代的畫家王冕是第一個。自宋元開始，石章在文人中成為普遍樂于采用的篆刻材料，使文人們不再處在篆刻的門檻之外，而是登堂入室，使文人篆刻集書篆、設計、奏刀鐫刻為一體。從此以后，印章藝術成為文人氣質、思想和審美趣味的直接體現(xiàn)，并真正成為詩、書、畫不可或缺的有機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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